在明清以前，商人在古代的地位是最低的，古代封建社会把人们的身份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

　　古代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商人备受歧视，并不是古装剧中商人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富丽堂皇，而是要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虽然有钱，但不能随便穿丝绸的衣服，子孙也不能入朝为官，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期才有改观，商人的地位开始慢慢上升。

　　古代，商人有商人的问题，他们到处做买卖，不从事生产劳动，靠投机倒把来挣钱，所以古代封建政府把商人的地位排得比工人还低。而且，商人做生意难免会缺斤少两，更有甚者会为了财富谋害别人的生命，所谓无奸不商。

　　言归正传，说到底早期的封建社会是农耕文明，人们只为吃饱饭并没有太多的追求，自然对贸易的需求不高。加上交通不发达，贸易的距离只能小范围的进行，大多数的商人只是以“货郎”的身份走街串巷贩卖物品，为了做生意经常居无定所，简直就是流浪汉一样。而且早期古代货币是金属的，一千贯串在一起都有几十斤重，携带不便也不安全。而且古代封建社会皇帝最怕别人造反，一旦商人富可敌国，保不准他会资助造反的乱贼。所以古代封建政府看不起并且打压商人，商人的地位自然最低。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社会普遍存在四个阶层，即士、农、工、商，商人在古代可以说备受歧视，虽然自己有钱，但不能随便穿丝绸的衣服，子孙也不能入朝为官，而且经常会面临被封建统治者抄家的危险。

　　到了明清的时期，商人的地位开始慢慢上升，清朝更是出现“红顶商人”，商人也可以参与国家的建设治理，经过改革开放到了二十一世纪，商人的地位简直处于社会的最顶层，为什么商人从封建王朝到现代社会，自己的地位会出现飞跃式的上升。

　　1、儒家思想的束缚

　　在古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儒家学说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儒家思想讲究与人诚信、坦诚相待，而商人做生意难免会出现缺斤少两，更有甚者会为了财富谋害别人的生命，这与儒家学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无奸不商”更是揭露出商人的真面目，因此为了宣扬儒家宽厚、仁爱的思想，维护社会风气，必须对奸诈的商人进行打压，时间一长，商人的地位自然就非常低。

　　2、封建社会是农耕文明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一直是讲究“男耕女织”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只为吃饱饭并没有太大的需求，自然对贸易需求大大降低，因此在古代商品贸易经济并没有高度发展，加上交通不发达，贸易的距离只能小范围的进行，更多的商人只是以“货郎”的身份走街串巷贩卖物品，为了做生意经常居无定所，简直就是流浪人员一般，古代人讲究安稳，希望读书将来好中状元，对于货郎这些人自然不会高看一眼。

　　3、货币不发达

　　商人贸易最重要就是要有货币的支持，秦汉时期钱币主要是金属的货币，一千贯串在一起都有几十斤重，不仅财务不安全，贸易的规模也不会很大。商人一生追求笨重的金钱粪土，清高的读书人自然会嗤之以鼻。而且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封建统治者最怕别人造反，一旦有人富可敌国，谁都保不准他会干什么事，如果他资助了造反的乱贼，皇帝又要换了别人来做。

　　这个问题不单是中国历史上是如此，就是在世界历史抢都是如此。只是到了近现代开始，商人白真正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

　　像历史上犹太人就是经商特别厉害，还有就是欧洲的吉普赛人，都是具有非凡的商业头脑，但是就是没有社会地位。

　　中国历史上更是如此。中国主体文明就是农耕文明，因此农民的地位在观念上是比较高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老百姓的职业排位顺序是：士、农、工、商。士就是士兵，农就是农业、农民、工就是做工、手工业、商就是商人，行商坐贾。

　　其实在古代社会，最苦的是农民，虽然农业属于国家比较重视的行业，但是具体到农民，就不是这回事了，农民可以去当士兵，也可以去做点小生意，为了生存，可以去干任何事。。

　　在中国历史上秦国进行的商鞅变法，其核心思想就是：奖励耕战，只有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以获得爵位，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还有就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战争，说白了就是有了天灾人祸，粮食不够吃，所以就出来抢，毕竟游牧文明也不能光吃肉，也是需要吃粮食的。

　　古代社会商人分为坐贾行商，最没有地位的就是坐在那里卖东西的人，叫做坐贾，其实这些人也是农民。正真的大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财富转变身份的，比方说秦国后期，秦朝建立只是的大商人吕不韦，通过自己的财富，扶持赢子楚获得了位及人臣的华丽转生，成为了秦国丞相，所以说商人没社会地位，那是指的农民商人，做小生意养家活口之人。

　　（玉之溪）

　　众所周知，“商人”这一行业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大特征了。

　　从商鞅变法的时期开始，“重农抑商”就一直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

　　究其原因，无外乎这些人在很多方面都威胁到了统治的稳定。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种植业是社会财富增加的主要渠道。国力增长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引导治下人口进行更高效的生产活动。

　　

　　农业是直接创造价值的行业。

　　而商人则不同，他们更大的作用是让生产出来的物品进行流通，本身不创造价值，但能让物品更好地实现价值。

　　他们的经济来源就在于将不同事物送给不同需求的主体，以此来赚取更多的收入。

　　比如，齐国能从朝鲜半岛进口“文皮”，也就是虎豹之皮，在当时中原非常流行。这些商人就通过自己的渠道，将收购到的文皮销售给其他地区。

　　虽然从大的范围来看，齐国确实因为商业而繁荣，但从其国内来说，这种繁荣有一定的虚假成分。

　　

　　要知道，农业生产而来的食物等物资在当时是属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储备，粮草的多寡往往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而这些物资都不是用钱就可以随意买到的。那么齐国虽然因为经商而富有，但也会因为经商而耽误国力积蓄。

　　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后来的封建社会更是如此。

　　商人这一职业的存在，虽然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绝对不能过多，必须要对他们进行限制。

　　否则的话，一旦不生产价值的商人多了起来，相对来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就会减少，社会财富的积累就会减缓甚至停止、倒退。

　　这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社会是毁灭性的打击，自然要加以抵制。

　　在古代，商品的流通讲究的是“互通有无”，将一个地区过剩的物资输送到另一个稀缺之地，以此来赚取高额利润，所以商人都是比较富有的。

　　但是，这也就决定了商人具有非常高的“流动性”。

　　这些人居无定所，虽然有籍贯，可以探查其来历，但常年在外，即使是国家层面想要找这个人也非常困难。

　　而古代进行“税收”、“徭役”等事项时，这一部分人就显得尤为不好管理。

　　除此之外，古代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不像今天这样成熟，商人带着物资进行流通，很容易造成源产地与销售地都出现不良影响的现象。

　　比如，源产地物价正常的阶段里，其他地区突然紧缺物资，商人大肆采购之后运送至该地区售卖，虽然缓解了紧缺现象，但对于源产地来说，很容易造成物价激增，这对于该地的治理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而外来物资的涌入只是暂时的，经常会导致本地物资销售出现问题，价格下跌，让本地生产者利益受损，甚至破产，对于该地的治理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

　　再有，商业行为不是一件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往往会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除却销售所带来的物资之外，还要对当地商品进行采购，这个度不好把控不说，这些外来人口的管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商人的“流动”自然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对以稳定为追求的小农社会来说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首先来说，商人积累财富的速度是要大于农业生产的，这才会使得一些人不惜冒着风险和辛苦也要长途跋涉地经商。

　　他们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人都要好，这就会给更多的追求财富者树立不良的榜样。

　　当更多的人以“商人”为模范，开始放弃农业进行经商的时候，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就是必然的结果。

　　这动摇了农业社会的统治根基。

　　而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商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

　　商人虽然能使得产品更好地实现其价值，但这其实是一个与国争利的过程。

　　商人虽然也要为国家上缴各种费用，但相对于其财富的积累来说是极少的。他们只是将数量固定的社会财富进行搬运而已，并不能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蛋糕的大小不便，分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大的蛋糕进入到了一小部分人手中，激化了社会贫富差距。

　　这在古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往往当财富集聚到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就意味着更多人的生活质量会急剧下降，到了无法生存的时候就会出现动乱。

　　每逢动乱的时代，这些手握大量财富的人对国家来说就非常危险。所以很多朝代都会搞得一些大商家破人亡，这是防患于未然。

　　商人“逐利”的本质和“流动”的特性决定了，这些人的信息搜集能力都极为出众，这是“间谍”工作最需要的。

　　所以，像春秋战国阶段里，很多“商人”其实是受国家扶持的“间谍”，也是各国消息打探的重要来源。

　　所以，商人不像农业生产者，他们的利益和国家不是绑定在一起的。农业生产赖以存活的基础是国家稳定，而商人并没有这样的制约。

　　这也就决定了“商人”这一社会阶层不可能得到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完全的信任，他们只能是被利用的群体。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商人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都要开始购买土地，从商人转行到地主。除了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之外，还有自保的成分。

　　实在是因为，在古代“商人”这一职业是没有前途的，并且还伴随着“被清洗”的高风险。

　　中国古代历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各个朝代都尽力压制商人，导致商人名义上地位较低。

　　“重农抑商”政策是商鞅变法时明确提倡作为国家政策施行的，在这个政策下，人被分为之所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目的主要在于便于管理国民，或者说便于封建王朝维持自己的统治

　　士大夫群体对商人高收入的嫉恨

　　周灭商之后，商的遗民失去了土地，为了谋生就只有进行贸易。因为他们自称是”商“人，久而久之人们就以“商人”来称呼做买卖的人了，“商人”这个称呼就不是表示种族而是表示职业了。

　　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都把人类的身份分为几个等级，分别是士农工商。士就是有官身的人，等级是最高的，而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为什么呢？

　　中国古代是自然农业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农业经济需要以农为本、自给自足，于是没有太多东西进行商业交换，那是物质匮乏时代，社会上缺商品。而商人并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在商品的流通和交易中发挥作用，往往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低吸高抛。所以商人被人厌恶。

　　所以在统治阶级看来，商业对于整个国家生产，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农业实体经济，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商人过于吝啬，锱铢必较。对国家没有产出，起不了作用。所以商人地位低。

　　儒家思想，讲究“重义轻利”，”君子不言利“，而商人的眼中利益是第一位，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逐利。所以儒家认为商人唯利是图。我们看看白居易《琵琶行》里的一段：

　　诗里“商人重利轻别离”写出了商人把金钱利益看得很重，把夫妻的离别看得很轻，经常让琵琶女独守空房。看出传统文人是不待见商人的。

　　古代受当时经济模式、政府导向、社会价值观等诸多影响，致使商人地位低下。是以农业自给自足经济为主体社会下的必然结果。

　　商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都是“金钱的宠儿，社会的弃儿”。在古代，“士农工商”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一直都受到朝廷的压制，社会的轻视。那么，为什么古代商人地位低下呢？

　　大禹治水时，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小伙子叫“契”。大禹非常看中他的能力，于是契就跟随着大禹治理黄河。大禹成为首领之后，将契封在了商地，契就是商朝人的先祖。商族人十分聪明，他们猎物畜养起来，用家畜去到别的部落换粮食。这便是最早的买卖，别的部落的人看到他们，就会称他们为商人。后来，商族首领商汤取得了天下，称为商朝。

　　商朝灭亡后，周朝将商人圈禁在洛阳地区。商人的资源非常贫乏，于是他们开始推着小车，做起了走街串巷的买卖。从周朝开始，朝廷就有了重农抑商的传统，为了防止商人逃出圈禁，周朝开始管控他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放松了。

　　在古代，部分商人追逐利益，往往就会给统治者造成危害。战国时期的商人，往往东买西买，哪个诸侯国准备打仗，他们就会把粮草卖给他们，甚至有时候还会透露一些小道消息。在古代，商人往往会将做生意赚来的钱置办良田，于是就会兼并别人的土地，利用高利贷盘剥百姓，制造诸多不稳定因素。

　　【历史方位】说：在古代，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与重农抑商的经济方针是分不开的。在历史上，商人的地位虽然普遍低下，但却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了宋朝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清朝末期，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这意味着商人地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的。

　　魏晋南北朝时有个极端的歧视例子，商人不能做骑马，也不能坐车，同时为了辨别商人，商人们被规定不能穿同样颜色的鞋子。这也是为什么吕不韦费劲心思也要结交秦异人、武则天的木材商人父亲拼命讨好李渊的原因，即使这样，武士彟仍觉得不够，最后只能娶了杨坚44岁的侄女。

　　在古代中国，身份决定了等级。正所谓“士农工商”，在当时，商人的等级最低。

　　“商人”顾名思义与商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商部落在夏朝时就以善于交换而闻名。

　　商朝建立后，商朝人的实力就更加强大了，交换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了。并且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商朝人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了。

　　《诗经·商颂·长发》中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见其活动范围已扩展到了海上。而商代出土的文物“父乙盘”上也刻有商朝人乘船在海上贩运货物的图像。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朝人也有了自己的货币，那就是贝类，这也是为什么汉字中许多与钱有关的字都带有“贝”字旁的原因。

　　商朝灭亡后，失去庇护的商朝人只能靠做生意为生。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非商朝人也加入了做生意的行列，可是这项活动仍然与商朝有着很深的渊源，于是用于出售的生产物被称为“商品”，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被称为“商业”，“商人”一词也是这样发展而来的。

　　商人本是一项古老的职业，却很没有地位，是因为古代中国长期进行着“重农抑商”的政策。这项政策的拥护者首推李悝和商鞅。

　　

　　李悝曾向魏文侯提出“尽地力”和“平籴法”两种重农方法，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又能让更多人填饱肚子。

　　而商鞅的主张就更为激进了，《史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意思就是说将从事工商业和懒惰的人全部抓去作官奴，以此来作为惩罚。商鞅之所以这么极端，也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为农业可以更好的维护国君的统治地位。百姓想要安居乐业，粮食是根本。《商君书》上说过：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并且有了粮食，国家才能富强，《商君书》上也写过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国家富强后，就能很好的抵御外侮，这点商鞅也很好地进行了总结：

　　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可见，发展对于国君来说至关重要，国家的富强和国君地位的稳定都离不开农业的发展。

　　重视农业则必然会轻视商业。在古代，商人被认为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业，并且会造成浪费，也能激发人们的购买欲从而导致贫困。

　　但以农业为生的人则不一样，他们辛勤劳动，规矩本分，等到一定时候就会有收成。这种稳定的职业也受到了国君们的认可。

　　而且在古代中国，农业生产就可以维持人们的生活，商业活动自然得不到重视。汉高祖即位时，楚汉相争刚结束，百废待兴，农业急需发展，所以他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制成的衣服，并向他们收重税，以此来贬低他们的地位。

　　结语：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也变得更加细致，商品经济必然要得到发展。并且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工具的发展与各地的联系，也出现了一批名商大贾，如范蠡、子贡等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人的地方自然会有利害关系，商人也成为了社会上不可或缺的职业。只是如今，人们知道职业不分贵贱，也就没有歧视了。

　　古代商人没有地位也是需要辩证看待的。汉代时期，准确地说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国家就开始了对于商业的打击。在汉武帝之前，商人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可以和士人通婚。但是在汉武帝之后，国家严格执行七科谪制度，彻底将商人视为贱民阶层。七科谪指的是在国家需要征兵时，强制征发一部分人上前线作战，这当中有七类人不仅要上前线，而且要从事最为艰苦的工作，执行最低等级的伙食保障，在军中的地位也最低。这就是七科谪，据史料记载：“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也”这就从法律意义上规定了商人的贱民属性，同时也强调了国家的总体态度。

　　其次，因为我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都是民众的生存问题，只有农业可以让人填饱肚子。而商业是在农业的基础上进行的商品交换，没有农业的辛苦，却可拥有更高的回报。所以，一旦商业发展民众自然会受到利益的驱使，弃农从商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古代的统治者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大力压制商业就是要确保自身的统治。因为商业萎缩不会造成统治根基不稳，最多也只是经济不发达。可是一旦农业出了问题，那么揭竿而起的百姓就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权稳定。

　　最后，古代从商的人基本上都是秉持着投机取巧的心态来做生意，这有违儒家一贯提倡的礼义廉耻的价值观念。所以，儒家和法家都对于商业嗤之以鼻，认为需要大力加以压制。因而，商人的地位从秦汉时期开始就不是很高，而且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重农需要抑商，抑商为了重农，在古代那种经济结构下，抑制商业、贬低商人是有其内在的道理的。就我的观察，16世纪前的世界各国几乎都认为农业大于商业。在这些相对封闭的古代经济体中，商业被视为一种破坏因素，一是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二是对等级体系的破坏。在这两个基础之上又形成了一种关于义利的观念，比如“小人喻于利”，比如“为富不仁”等等。以至于商人因此受到影响，商业受到打压。

　　商人往往是求利与投机的，虽然这种动机并不是坏事，但是商人得到利益之后的影响往往并不会带来好结果。因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在古代“农为国家之大利”，而农民根据《论贵粟疏》的说法又是“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商业的特性会让太多农业人口弃农经商，而这与国家利益（古代）是不相容的。所以为了重本抑末，抑制商业是自然而然的，而抑制商业的最好做法就是从商人入手，将商人的地位法定在农民之下，即使从个例上看往往事与愿违，但是长远来看这种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而古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等级体系，也是贬低商人地位的另一原因。即使从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种等级制度多么的不合理，但是站在古代的角度你不得不承认等级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根据当时的看法与现实，商人富起来之后往往会荒淫越制，因为古时候的商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古代的知识分子甚至鄙夷这种职业。而越制是对社会稳定的很大破坏，这在当权者看来又往往是动乱的根源，在观念上这种不正之风也容易使社会陷入庸俗风气之中。所以在“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家天下中，商人也就必然受到惩治。

　　在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仇富的传统观念中，为富不仁又是第一印象，当然这种观念与商人受贬低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是这种观念在后世的封建体系确实决定了商人的地位，即使商业的基础开始慢慢巩固，但是商人的地位却没有多大改观。

　　但是应该提及的是，即使抑商是一个传统，但是有些时候商业其实也得到过古代政府的扶持。因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也被历代政府承认，抑商并不是禁商，这其中是商业与农业权重的问题，即使是《周书》也早意识到了“商不出则三宝绝”。